我正在执笔写稿时，某电台正在播某小姐唱的《锄头歌》；电台中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南京晓庄师范的校歌。“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出于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之手，根本不是什么民歌，那位小姐唱的那么肉麻，陶兄地下有知，一定会叹息不已吧!
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群众以高度热忱向往于西洋文化；杜威教授正如鸠摩罗什一样在适当时候出现在中国。那时，大家的胃口特别好，只要是西洋文化，便生吞活剥地消纳下去。杜威在中国所得的光荣，不仅远远超过了后来那些东来的学者，亦为中西交通以来所未有。杜威在中国讲学两年又两个月，他的学说指示了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实验主义。又转变了一个教育方法的路向—教育即生活。
继承这一方法的乃由胡适的新考证学。在实验杜威的教育学说方面，有他的弟子陶知行。陶知行为了宣扬生活教育，毅然离开东南大学走向社会去，连自己的名字，也从“陶知行”改为“陶行知”了（陶兄与胡适都是皖南人，乃是小同乡）。
和俄国革命前期的“到农村去”的自觉运动一样，我们也都着眼在乡村建设，大家都认为只有建设旧农村，农村现代化，中国才有救。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土老儿，和漂过洋、吃过牛奶面包的陶行知兄成为好友，主要点即在于此。
陶行知先生，他既已明白“行而后知”的大道理，便老老实实和农民共同生活，脚踏 实地去做一个现代的农民。有一回，他从南京到上海来，到大光明戏院去看电影。收票的因为他穿一双套鞋，没穿袜子，不让他进去。他就默不作声，站在一旁看着；一会儿一位摩登“狗儿”来了，也不曾穿袜子，却让他进去了。他问收票的，她穿袜子吗？那人无话可说，只好让他进去。
晓庄师范的校歌，乃是低沉的雄壮的男音，绝不是肉麻当有趣、使人闻之作呕的女高音，我听了这么娇滴滴的浪音，只有立即把收音机关掉，表示我的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