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我就是他的学生，直到一九四一年离开育才学校时才和他分手。我是很了解陶先生的，我看到他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过程。一九四七年，我写过一本书，叫做《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那就不谈了。在这里我想谈三件没有说过的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三八年，陶先生从香港到重庆，出席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会。我们到沙坪坝去接他。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那次国民参政会上讲话，要我们给他列个提纲。同时他又告诉我们，他要创办晓庄研究所，还说了一段他和陈立夫交涉的过程。陶先生一开始想办晓庄学院，陈立夫不答应，说“师范学院是政府办的私人不得办。”陶先生说，“那我办农学院”，陈又说，“办农学院也不可以”；陶先生说，“那就办晓庄研究所、育才学校”。陈问，“负责人是谁？”陶先生说，"负责人有两个，一是王洞若，一是白桃。”陈立夫讲，“这两个人我都看到过，都有印象，（确有其事，在撤出武汉之前，我们党要办两所战时中学，让王洞若和我去当校长，因此，我们找过陈立夫，他开始答应了，后来又不答应了）他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陶先生说，“他们头上没有共产党三个字，我不知道。”这是陶先生亲口给我们讲的，你们就不要去了，陈立夫已经讲了，你们是共产党。
后来，办育才学校，那时我在重庆编战时教育，魏东明同志们我在一起。为了办育才学校，所有的党员都去了，包括孙铭勋、陆维特、王洞若等同志。当时没有地方，就在北暗一个阁楼上办公，起草了育才办学的宗旨，办学的方法。研究好了以后，又找到北培古圣寺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创办了育才学校。在古圣寺前面，还有一所庙宇，这里风景比古圣寺还漂亮，但庙小，只有两进；当时还议论过在那里搞个研究所不错。这就是当初办育才学校的经过。这件事，有些同志知道，有些不知道，前面一段，我从来未谈过。
第二件事，过去我也没有说过。今天到会的都是师生，有的是晓庄的，有的是育才学校的，不妨在这里说一说。这件事己经四十年了。当育才学校办了一年以后，我们给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周总理、西南局的书记报告准备进行一年总结。就在古圣寺开会，会议开到第三天，有个同志思想较左，一发言得罪了很多人，似乎只有他主持的组是唯一革命的，因此引起了其它组的不满，有几个同志还提出要辞职。陶先生出席了这次会议，王洞若和我两个也都去了。原来是想通过总结，进一步加强团结，把育才学校办好的。这一来，陶先生也很生气，说“团结起来我愿意在这里，打头阵，如果要分裂的话，我首先走。”我们只好报告周总理，请示怎么办?会议暂时不开了。周总理说，“要改选支部。支部在那里，首先要搞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学校办好，如果共产党员在那里闹不团结，那首先找支部书记。”他问谁是支书，我们回答了，周总理说，“把他调开”，并要我去整理这个支部。可见我们党是非常爱护育才学校的。要求党支部在那里起保证作用。当时育才学校团结着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是很不容易的，那里工资很低，往往吃饭还成问题。这些人是凭着革命热情去的，其中有些是党员。这第二件事，大概在一九四年。
第三件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要逮捕一些所谓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当时我在合川，党通知我赶快离开，所以我很快到了重庆。在重庆没有地方住，一开始就和陶先生住在新生活总会的地方，住在阎宝航同志家里一个阁楼上。我们一起去了五、六个人，陶先生只有一张床，其余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后，他说你们睡床，我睡地板。我们就公推陶先生睡在床上，我们睡在地板上。没饭吃，大家又没钱，陶先生一早就出去，我们不知他干什么去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托着一包面条，说请你们吃面。我们用一个小锅煮面，五、六个人吃。他说，你们年轻先吃，我后吃。大家一看，到末了，面要没有了，就公推他先吃，他不肯，大家就先勉强吃一点。有一天下午，他回来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出去了。今天早上我碰到大特务余仲篪（原晓庄学生），他已经爬到国民党的少将特务。”从此，每天早上都是陶先生去买面条。在那里住了几天，形势不好，离开那里，又没有地方住。一天晚上，陶先生把我带到巴蜀中学冯玉祥公馆，隔壁就是国民党中央机关。陶先生把我介绍给冯玉祥，说：“他是白桃，国民党要捉他，他没有地方住，想在你这里住个把月。”冯玉祥说：“欢迎，欢迎。”陶先生告诉我，他不能来看我了。后来，我离开冯公馆时，冯让一个师长送我到南岸，之后就坐上国民党经济委员会的汽车到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因为有这个机会，我才能离开重庆。
【作者简介】
戴伯韬：号白桃，江苏丹阳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1928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学校，历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盐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长等职。
1980年7月20日，戴伯韬在北京陶行知先生回忆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