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当我还在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李公朴先生约我同往晓庄师范去访问陶行知先生。
晓庄师范在南京郊外,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师生们都亲自下地劳动,栽培庄稼。他们还养鸡、养猪。所有的书籍、纸笔、桌椅、黑板的费用,都靠劳动所得,尽量做到自食其力。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是陶行知先生的创造。
陶先生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一九三二年,我到上海,在萨坡赛路李公朴先生家里,又遇到了他。在上海,我因失业,走投无路,公朴请陶行知给我帮助。一天傍晚,在濛濛细雨中,陶先生接我到西摩路自然学园里去。
自然学园设在一所三层楼的洋房里,我和戴伯韬、董纯才三人住在二层楼上,丁柱中、方与严、陶宏三人住在楼下,陶先生白天来,晚上回去。三层楼上住的是一对犹太人夫妇和他们的女儿。
楼下还有厕房和食堂连在一起。烧饭烧菜用的是电灶。楼上有晒台,我们三人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晒台上晒太阳。
我们各定了一磅牛奶,送面包的来了,我们啃面包,喝牛奶,一顿很好的早餐。饭后,我们就开始看报、看书、看资料,进行工作。
中午,吃过午饭,开始写作,我编的是生理卫生活叶指导;丁柱中译了一部《巴斯德传》;陶宏是搞化学的,他有一套玻璃仪器,还有一架显微镜;方与严是管理一切杂务工作。
我们还有一架十分精密的望远镜。到了晚上全体自然学园的同仁们,由陶先生率领到前面一处空地上观看满天星斗,陶先生给我们指出:哪是北斗星,哪是牛郎织女,哪是天河。他又亲自编写了《天文学》活页指导。
在自然学园里,除伙食不用花钱以外,每人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十元。
自然学园,也是自由学园,在那儿,我们无拘无束,过着写作生活。
我们还创办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是陶先生一生杰作之一,联络点设在爱文义路,小沙渡路永裕村。学校整体主要工作在西摩路。有时,我们到这所学校去坐坐,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还给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登了一篇报导:“陶行知、丁柱中、陈鹤琴、胡宣明等,近为普及儿童科学起见,特约集专家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现已觅定爱文义路,小沙渡路永裕村为校联络点,即日起已开始报名。该校创设宗旨,旨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与科学的民众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的世界。他们相信:科学要从小教起,所以先办起这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以贯彻他们的主张。
“该校宗旨:依据社会即学校与教学做合一之原则,从事:
一、补充小学导师之科学知能;
二、补充师范生之科学知能;
三、补充儿童家长之科学知能;
四、补充识字青年、儿童之科学知能。
“凡小学导师、师范生、幼童之家长、以及识字青年、儿童能看懂浅显语文者,皆可入学。
“活叶指导:现聘定各科指导员,从事编辑儿童科学活叶指导。该项活叶指导包括下列各点:1.时令科学工作之指导;2,非时令科学工作之指导;3,儿童科学丛书及其它参考书运用之指导;4.最近科学新知之介绍;5.儿童科学问题之解答。
“课程内容:1.儿童的生物;2.儿童的物理;3.儿童的化学;4.儿童的天文;5.儿童的气象;6.儿童的地球;7.儿童的工艺;8.儿童的农艺;9.儿童的生理卫生;10.儿童的科学指导。”
“共同工作,此种活叶指导及儿童科学丛书各一份,可敷数人合作之用。该校为提倡科学教育起见,极愿为通讯学员减少费用,并收互相切磋之效。凡要学习儿童科学者,可约集二、三人共同工作(至多以四人为限),共同负担费用,共推一人领导注册。每合作人均须亲自合作,并亲写合作报告,由领导者签名盖章,汇寄该校,经该校认为成绩及格,亦可为正式学生,领取毕业证书。”
那时,我写了一篇给小朋友看的通俗科学作品,叫做“两个小水鬼的写真”,我指的是伤寒、霍乱两大水疫。后来,接到一位小读者的来信,给我提意见说:“鬼字有些近乎迷信。”这对我以后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陶先生时常对我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直到今天,我还牢牢地记着这些话。
陶先生还同我一起,到史量才先生公馆。史量才先生是当时《申报》的负责人。他创办有《申报》流动图书馆、量才妇女补习学校。他的家,是一所大花园,亭台楼阁,十分豪华,房间里的陈设,非常精致,都是红木家具。
陶先生给史先生介绍我的生平,说:“他在试验室受了脑炎病毒的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在南京中央医院任细菌检验科主任,由于看不惯院长的贪污腐败,愤而辞职。现在流浪到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贫病交迫。公朴先生介绍给我,我把他安排在自然学园里。像他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设法使他学有所用,不要埋没了这个人才呀!”
量才先生问我能作些什么工作?我把我学习细菌学的经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他答应我以他的名义,给我想办法。
后来,经过几次商量,因为没有适当工作,也就作罢了。
一九三二年以后,自然学园因为工作的需要而不公开,活动就搬到市西近郊安和寺路,陶先生和我们接触就比较少了。后来在一所破庙内坚持工作。在夏天,蚊子很多,又没有蚊帐,我只得把被单盖在身和头上睡觉,天气又热,汗流浃背。在那儿,董纯才同志正忙着翻译伊林的作品:《十万个为什么》《黑白》《几点钟》《五年计划的故事》,他拿他的译作给我看,我很欣赏伊林的写作方法,我当时表示愿意向伊林学习。
我也曾到过陶先生的家里。陶先生共有四个儿子,大的叫陶宏,二的叫小桃,三的叫三桃,四的叫蜜桃。他们殷勤的招待,一杯清茶,一串葡萄。陶先生又叫我写“微生物大观”,给我二十元钱,买了一套两本的参考书,叫做Toptoy wilron的细菌学,是英国伦敦出版。我花了三个月的工夫,写成了交给陶先生。
陶先生身体魁梧,在夏天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赤着脚,穿一双布鞋,到新光电影院去看电影。
七君子被捕时,陶先生适出国到美洲,经过二十八个国家,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争取海外同胞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无法逮捕他,仍然发了通缉令。
抗战爆发后,我从上海奔赴延安,又从延安到了重庆。在北碚,有一天正值初夏,陶先生抱着一个大西瓜来看我,我们畅叙别后情景,他劝我到香港去疗养,我告诉陶先生,我在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就有送我到香港疗养的指示。
第二天,我和汪伦同志坐滑竿到北碚区长卢子英办公处,陶先生也应约来了,子英留我们吃便饭,桌上摆着三十六样小菜,量都不多,但非常可口,是北碚风味。席间我们谈起抗战形势,大家都很乐观。国共合作,日寇必败,日本鬼子不可怕。子英是开明人士,陶先生提起为我募捐医疗费一事,子英认捐一笔。
从子英处出来,我远远地瞥见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是董老(董必武)和他的随行人员,从重庆红岩村来北碚视察。我能在这里会见他老人家,喜出望外,我们寒暄了一阵,各奔前途。
是晚,我宿在陶先生家,这是一所两层楼的小房,实际上是一个旧碉堡,环境清幽宁静,我睡下客厅里,陶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女友,都在楼上。陶先生还请了一位青年陪我,他是育才学校的同学,我们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在我和汪伦同志告别之前,还和他一起到吴老(吴玉章)处,向他告别。
吴老住在嘉陵江北岸,倚山傍水,地势险峻。在那儿,我们还见到叶剑英同志,我们四人组成临时党小组。那天上午,天气晴朗,从窗口俯视江水滔滔,此景,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向吴老、叶老汇报陶先生提议我到香港去治疗,并为我募捐了一千元路费,他们问长问短,都很关心我的病情,我征得党小组的同意。在临行时,吴老还把他的老友曾育隽先牛从香港给他的牛奶罐头四罐转赠给我,也是同志间的情谊。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个早上,我们三人一一陶先生、-个青年和我天一亮就起来了,盥洗后,吃了早点,就从陶先生家里岀发,坐滑竿到码头去,登上汽船,风和日暖,不消一个小时,就到达重庆。
九月中旬的一天,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接我们到青年会暂时住下,陶先生给我安排了房间和伙食,留下那个青年陪伴我,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并扶我学会走路。
次日,陶先生又来话别,祝我一路平安,嘱到香港后即写信给他,并且说,他已把我的近况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了。
过了一天,叶剑英同志和钱之光,在百忙之中赶来看我,还给我一张伍十元港币和一封介绍信,是给当时我党在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和杨琳(即秦邦宪〈博古〉之弟)二人的。他们说:“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都非常关怀你的健康。”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保重身体,在港安心养病,积极治疗。他们还说:“你还年青,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回答说:“你们这样关心爱护我,我要和病魔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以迎接共产主义的黎明。”
由于党的关怀和支持,由于陶先生同情和帮助,我的香港之行,终于如愿以偿。
那时候,重庆自五四大轰炸以后,天天有空袭警报,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市区投弹,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在青年会,每日都遇到警报,有时,我们在防空洞地下室里躲避了两三个钟头,警报还没有解除。防空洞的设备齐全,有通风设备。在那儿,我遇到几个清华同学,其中有一人叫李忍涛,他是XX部队的司令官。在九月中旬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亲自到将军的房间里闲聊,并赠给他一本我的科学小品集《抗战防疫》。他很欣赏我的作品,特别是《贪牛与疯狗的被挖》,我揭露了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的贪污罪行,把他比作危害人类的贪牛,引起李将军的共鸣。
在我买好飞机票那天,九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就起床了,吃过早饭,那个青年扶我到大门口,坐上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这位李将军亲自送我到飞机场。在重庆郊外上上下下有几里路要走。民航机停在跑道上,我和李将军告别,分道扬镰了。
临别时,他给我一张他自己的名片,并且说:他已打电报给他在昆明的弟弟和妹妹,叫他们在我到达昆明飞机场的时候,来停机场迎候。
这样,由于党的爱护和支持,由于陶先生的同情和捐赠旅费,由于清华同学掩护和送行,我香港之行实现了。
由昆明而河内,海防,经过广州湾,我于一九二九年腊冬,安抵港埠。
在玛丽医院住了四个多月之后,转迁到九龙雅前郎道一间三层楼的洋房里定居,由地下党派谢燕辉同志姐妹三人照顾我。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阅报时,穿着绿色制服的邮差,送来一封从遥远的重庆寄来的信,是陶先生写的,是陶先生珍贵的手迹。信上用热情洋溢语言,对于我在上海所写的科学小品备极赞扬,我的四本科学小品集一一《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他都看过,他认为:这些作品,正合乎他的心意。他鼓励我要多写,这类作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祖国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我读完这封信,在我的脑海里漾起了浪花,在我的心里播下了科普创作的种子。
在九龙,我遇重庆来的客人,带来陶先生给我的问候。一位是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他的胡须很长,两鬓花白;一位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名叫童常,这个同志后来还和我住在一起,在太子道朝南三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他每天还帮助我写作。我在香港《青年知识》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古典科学》,是由我口述,他笔录的。
陶行知先生曾写了好几封信,给在港的老朋友,如许静仁等先生,为我筹募生活救济金,给我生活上经济上很大援助。
一九四五年冬,我在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四楼住,不幸的消息传来,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陶先生也在其内,遭到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打手的毒打,负伤流血,我气愤极了。
我写了一首:“给流血的朋友”的诗,发表在《现代生活》半月刊创刊号上,诗文是:
我听到你们在重庆受了伤,像刺刀一样刺伤我的心肠。
你们为人民而战斗,人民也该为你们说话。
我们要抓住那些暴徒们,由人民公开的审判!
你们为人民而流血,人民有流不尽的血在你们的后面。
包扎好你们的伤口吧!像我们包扎起我们的愤怒。
我们仍然要继续战斗,我们免不了要继继流血。
流起血来了,把不彻底的民主变成彻底的民主。
流起血来了,把不自由的人民变成自由的人民。
抗战胜利后,我从广州坐一条货船回到上海,住在胶州路平民医院里。《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卧床十六年的科学家”的报道。陶先生见报后,赶来平民医院看望我,我们畅叙别后情景。
第二天,陶先生又来了,带了小桃一块来,赠给我许多罐头食品,有番茄汁,番茄酱之类。又令小桃拿一个笔记本,把我在桂林写的两首诗一一《我们还在彷徨》和《别了,黄姚》一一抄走了。这是我和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陶先生终因过度劳累,患脑溢血逝世。我也曾到震旦大学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陶先生,您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诗人,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稿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