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章】吴唅: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的回忆

发布者:杜霞发布时间:2022-01-04浏览次数:503

我和陶行知先生一共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看见陶先生是去年六月二十一日。

我从昆明到重庆,为了等飞机,在重庆等了一个多月,曾经有两次机会到陶先生所主持的社会大学讲演,这时陶先生巳经东下了,没有见面。

六月二十一日早晨八点钟,大同大学学生请我去讲演,到场时看见布告,知道这天的讲演人还有王造时先生。讲演在露天广场举行,学生们正在接洽播音器,装置电线,我坐在第四排长条凳上,太阳正晒着,正感觉有点无聊时,忽然看见进来一个中年人方方的脸,穿一身黑色破烂的中山服,招待的学生请他坐在第一排,一会学生们又陪着他走进大楼去了,我在想,这人一定是王造时先生,不会错。

到九点多钟,播音器安好,广场坐满站满了人,主席宣布开会后,我正要上去说话,突然发生纷扰,大约有这么五六个学生挤上主席台,大声嚷着说是他们要说话,主席解释说是已经请了两位先生来讲演了,这些人不依,说为什么校外人可以说,本校的反而不可以说,闹得不可开交,主席只好请听众表决,结果全场举手要听我说话,在学生保护下我走上了讲台,不料刚开口,电线被切断了,停了几分钟,再说时,又被切断了,我决定大声嚷,嚷了十几分钟,把话结束了,因为有一点要紧的事先走,没有机会能听王先生的话。

下午看到晚报,大同大学的另一位讲演人是陶行知先生,原来王先生这天不知道有什么事不能来,陶先生临时被拉来讲话。

我第一次看到陶先生,可是没有说话,也没有听他说话。

当天下午,上海市长吴国桢先生到大同大学训话。第二天清早吴市长又到大同,劝阻同学反内战,据说还赌了咒。

第三天,上海市民十万人欢送代表去京请愿,举行反内大游行。

第二次看见陶先生是一个月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地点是在愚园路国社党党部。

这一天我们开会商讨李公仆、闻一多先生的纪念集如何编辑印行,到会的有十几个人,开会前有人谈起陶先生不能来,因为他是黑名单中的第二名,好几天来在昼夜工作,亲自编辑所著诗文,和还债——把答应人的文字债全部清理,忙得不可开交。

不料正说话时,陶先生来了,还是穿那一身衣服,坐在我旁边。

他说起为什么会荣膺黑名上的榜眼原因当然很多,近因之一是大同大学的讲演。

我问他这天讲演的情形,他说,他也不用播音器,直着嗓子喊,那一批人换一个办法,喊口号,和讲演的声音抵消。他一想,也改变办法,有人喊口号的时候就不说,借此机会休息一下,等到他们喊累了,插进去说一段,又喊起来了,再停,等他们喊不动了,再说,如此一停一说,原来准备说十分钟的,拖了三十分钟,到底还是说完了要说的话。

接着他提出两件应该办的事。

第一件他认为应该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人权保障会,他举出一些在上海居留的国际知名的民主人士,大家都同意,并推他负责筹备这件事情。

第二件他提起洪冈领袖司徒美堂先生已经到上海,过去曾和司徒老先生见过面,谈得极好,我们应该招待一次,说明我们的主张和看法。当场推定十五个人作主人,陶先生是主人中的主人,客人也是十五位,时间是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由他负责的,地点借民社党党部。

前一件事后来由王立明先生,沈体兰先生,马寅初先生诸先生继承陶先生的遗志组织起来了,半年多来做了不少事。

后一件事到今天在我还是一桩伤心的回忆。

七月廿十五日下午一时,我因为李闻纪念集(后来出版,题名为人民英烈,促其成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事情,要先和沈钧儒先生谈一谈,沈先生的住所就在民社党党部正对面,特地提早时间,打算谈好了再赴会。

到了沈先生住所,正叫门时,三楼上窗口沈谦先生

(沈老长公子)伸出头来和我打招呼,说是沈老出去了,问是到什么地方?说是行知先生死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出乎意料之外的恶消息,我被打击得糊涂了,问怎么会死的,是自己死的还是怎么死的呢?说是中风,又问是真中风还是中毒?说确是中风,刚才得到消息,沈老就带他去诊断,没有希望了,才回来。

带着无比的悲痛,不可言说的感情,拖着脚步走到对面。

一算三个了,十一号是李公仆先生,十五号是闻一多先生,今天呢,又是行知先生!

如此人才,才不过五十左右,以他们的学力,志趣,人格,领导群伦,倡争民主的努力,对民族尤其是对青年所起的作用,一百年两百年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来,然而不过半个月,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了!

在脑海中,我回忆到过去两次看到的陶先生,他优秀、悲怆,焦黄的脸色,悲天悯人的胸襟,百折不饶的气概,如今,再也见不到了,民主阵线的将星陨落了!

走进门,孙宝毅先生也得到消息了,接着张云川先生也来了,一进门就嚷,行知先生遇难了,说是有人打电话告诉他,接着许多朋友都来了,我向他们报告刚才沈谦先生所告诉的消息。

在沉默中,大家黯然追述行知先生的生平。

在重庆,为了育才学校,为了社会大学,他四处奔走,捐款维持,无论多远的路,无论是炎暑,是在风雪中,在霖雨中,他从不坐人力车,拖着两支疲乏的脚,深更半夜回到学校。

他刻苦自己,自奉最薄,过度低劣的饮膳,竟致缩短了他的生命。可是他的汗,他的奶,他的工作,孕育了滋养了建立了数不清的民主事业,数不清的民主青年。

他一向血压高,又是从不告诉,默默地工作,为了自己这一代,更为了下一代,大家在流泪,在啜泣。

不一会,客人先先后后来到了,有的来自旧金山,有的来自纽约,华盛顿,有的来自阿根廷,巴西,秘鲁、墨西哥,有的来自英伦,来自欧洲,来自南洋,说着生硬的国语,向大众问好,眼光都在寻找一个他们所熟悉所爱慕的人,主人中的主人,当我们流着眼泪告诉出这个噩耗时,他们一个个都哭了。

最后司徒老先生进来了,高大的身躯,满头白发,一听见这消息,笑容立刻从他脸上消失,失声地叫出一一哎呀哎呀!接着我看见在他脸上有两条泪痕,这可敬的老人颓然坐下,有好半天没有说话。

到六点多钟,衡老才带着过度的疲乏赶来了,这天,他从上午十点钟一直忙到这时候,没有离开行知先生一步。

在焦急,悲痛的错杂情绪中,衡老报告了行知先生逝世的经过。

第三次看到行知先生是在殡仪馆。

门口挤满了人,里面也挤满了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学生,教员,工人,文化人,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的人,在这地方我看到了所有在上海的熟人,也看到所有代表上海各阶级的最优秀的人,每一个人都怀着最悲痛心情,来告别这一个最被敬仰被信任的民主的战士,一代哲人。

我被挤在人群中,挤得喘不过气来,我在听郭沫若先生朗诵祭文,他念一句,好像一颗炮弹,打进人群的胸坎,越念越高亢,悲壮,激昂,又像一首用机关枪子弹所组成的长诗,扫射丑恶,卑劣,龌龊和无知,消灭了阴险,狠毒,腐烂的现实,不由得又想起圣经上的话“种子撒下去了,是的,种子撒下去了。”

行知先生是种子,是鹽,是黑暗中的灯塔。

一个星期以前,我又看到一次陶先生,是陶先生的相片。

在一个集会中,一个年青的国际友人,散会时,他带了一本小册子,翻出一张行知先生的半身六寸像,还是那一副眼镜,那一身黑色中山服,那一种悲天悯人的面容。他问我认得这个人吗?接着他以极矜持而喜悦,几乎是爱慕的声调说,行知先生,我的先生和朋友,我一生的骄傲。

作者:吴晗  刊名:时代批评  出版日期:1947  卷号:第4卷  期号:第85期  页码: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