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陶行知先生一共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看见陶先生是去年六月二十一日。
我从昆明到重庆，为了等飞机，在重庆等了一个多月，曾经有两次机会到陶先生所主持的社会大学讲演，这时陶先生巳经东下了，没有见面。
六月二十一日早晨八点钟，大同大学学生请我去，讲演，到场时看见布告，知道这天的讲演人还有王造时先生。讲演在露天广场举行，学生们正在接洽播音器，装置电线，我坐在第四排长条凳上，太阳正晒着，正感觉有点无聊时，忽然看见进来一个中年人，方方的脸，穿一身黑色破烂的中山服，招待的学生请他坐在第一排，一会学生们又陪着他走进大楼去了，我在想，这人一定是王造时先生，不会错。
到九点多钟，播音器安好，广场坐满站满了人，主席宣布开会后，我正要上去说话，突然发生纷扰，大约有这么五六个学生挤上主席台，大声嚷着说是他们要说话，主席解释说是已经请了两位先生来讲演了，这些人不依，说为什么校外人可以说，本校的反而不可以说，闹得不可开交，主席只好请听众表决，结果全场举手要听我说话，在学生保护下我走上了讲台，不料刚开口，电线被切断了，停了几分钟，再说时，又被切断了，我决定大声嚷，嚷了十几分钟，把话结束了，因为有一点要紧的事先走，没有机会能听王先生的话。
下午看到晚报，大同大学的另一位讲演人是陶行知先生，原来王先生这天不知道有什么事不能来，陶先生临时被拉来讲话。
我第一次看到陶先生，可是没有说话，也没有听他说话。
当天下午，上海市长吴国桢先生到大同大学训话。第二天清早吴市长又到大同，劝阻同学反内战，据说还赌了咒。
第三天，上海市民十万人欢送代表去京请愿，举行反内大游行。
第二次看见陶先生是一个月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地点是在愚园路国社党党部。
这一天我们开会商讨李公仆、闻一多先生的纪念集如何编辑印行，到会的有十几个人，开会前有人谈起陶先生不能来，因为他是黑名单中的第二名，好几天来在昼夜工作，亲自编辑所著诗文，和还债——把答应人的文字债全部清理，忙得不可开交。
不料正说话时，陶先生来了，还是穿那一身衣服，坐在我旁边。
他说起为什么会荣膺黑名上的榜眼原因当然很多，近因之一是大同大学的讲演。
我问他这天讲演的情形，他说，他也不用播音器，直着嗓子喊，那一批人换一个办法，喊口号，和讲演的声音抵消。他一想，也改变办法，有人喊口号的时候就不说，借此机会休息一下，等到他们喊累了，插进去说一段，又喊起来了，再停，等他们喊不动了，再说，如此一停一说，原来准备说十分钟的，拖了三十分钟，到底还是说完了要说的话。
接着他提出两件应该办的事。
第一件他认为应该组织一个国际性的人权保障会，他举出一些在上海居留的国际知名的民主人士，大家都同意，并推他负责筹备这件事情。
第二件他提起洪冈领袖司徒美堂先生已经到上海，过去曾和司徒老先生见过面，谈得极好，我们应该招待一次，说明我们的主张和看法。当场推定十五个人作主人，陶先生是主人中的主人，客人也是十五位，时间是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由他负责的，地点借民社党党部。
前一件事后来由王立明先生，沈体兰先生，马寅初先生诸先生继承陶先生的遗志组织起来了，半年多来做了不少事。
后一件事到今天在我还是一桩伤心的回忆。
七月廿十五日下午一时，我因为李闻纪念集（后来出版，题名为人民英烈，促其成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事情，要先和沈钧儒先生谈一谈，沈先生的住所就在民社党党部正对面，特地提早时间，打算谈好了再赴会。
到了沈先生住所，正叫门时，三楼上窗口沈谦先生
（沈老长公子）伸出头来和我打招呼，说是沈老出去了，问是到什么地方？说是行知先生死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出乎意料之外的恶消息，我被打击得糊涂了，问怎么会死的，是自己死的还是怎么死的呢？说是中风，又问是真中风还是中毒？说确是中风，刚才得到消息，沈老就带他去诊断，没有希望了，才回来。
带着无比的悲痛，不可言说的感情，拖着脚步走到对面。
一算三个了，十一号是李公仆先生，十五号是闻一多先生，今天呢，又是行知先生！
如此人才，才不过五十左右，以他们的学力，志趣，人格，领导群伦，倡争民主的努力，对民族尤其是对青年所起的作用，一百年两百年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来，然而不过半个月，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了！
在脑海中，我回忆到过去两次看到的陶先生，他优秀、悲怆，焦黄的脸色，悲天悯人的胸襟，百折不饶的气概，如今，再也见不到了，民主阵线的将星陨落了！
走进门，孙宝毅先生也得到消息了，接着张云川先生也来了，一进门就嚷，行知先生遇难了，说是有人打电话告诉他，接着许多朋友都来了，我向他们报告刚才沈谦先生所告诉的消息。
在沉默中，大家黯然追述行知先生的生平。
在重庆，为了育才学校，为了社会大学，他四处奔走，捐款维持，无论多远的路，无论是炎暑，是在风雪中，在霖雨中，他从不坐人力车，拖着两支疲乏的脚，深更半夜回到学校。
他刻苦自己，自奉最薄，过度低劣的饮膳，竟致缩短了他的生命。可是他的汗，他的奶，他的工作，孕育了滋养了建立了数不清的民主事业，数不清的民主青年。
他一向血压高，又是从不告诉，默默地工作，为了自己这一代，更为了下一代，大家在流泪，在啜泣。
不一会，客人先先后后来到了，有的来自旧金山，有的来自纽约，华盛顿，有的来自阿根廷，巴西，秘鲁、墨西哥，有的来自英伦，来自欧洲，来自南洋，说着生硬的国语，向大众问好，眼光都在寻找一个他们所熟悉所爱慕的人，主人中的主人，当我们流着眼泪告诉出这个噩耗时，他们一个个都哭了。
最后司徒老先生进来了，高大的身躯，满头白发，一听见这消息，笑容立刻从他脸上消失，失声地叫出一一哎呀哎呀！接着我看见在他脸上有两条泪痕，这可敬的老人颓然坐下，有好半天没有说话。
到六点多钟，衡老才带着过度的疲乏赶来了，这天，他从上午十点钟一直忙到这时候，没有离开行知先生一步。
在焦急，悲痛的错杂情绪中，衡老报告了行知先生逝世的经过。
第三次看到行知先生是在殡仪馆。
门口挤满了人，里面也挤满了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学生，教员，工人，文化人，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的人，在这地方我看到了所有在上海的熟人，也看到所有代表上海各阶级的最优秀的人，每一个人都怀着最悲痛心情，来告别这一个最被敬仰被信任的民主的战士，一代哲人。
我被挤在人群中，挤得喘不过气来，我在听郭沫若先生朗诵祭文，他念一句，好像一颗炮弹，打进人群的胸坎，越念越高亢，悲壮，激昂，又像一首用机关枪子弹所组成的长诗，扫射丑恶，卑劣，龌龊和无知，消灭了阴险，狠毒，腐烂的现实，不由得又想起圣经上的话“种子撒下去了，是的，种子撒下去了。”
行知先生是种子，是鹽，是黑暗中的灯塔。
一个星期以前，我又看到一次陶先生，是陶先生的相片。
在一个集会中，一个年青的国际友人，散会时，他带了一本小册子，翻出一张行知先生的半身六寸像，还是那一副眼镜，那一身黑色中山服，那一种悲天悯人的面容。他问我认得这个人吗？接着他以极矜持而喜悦，几乎是爱慕的声调说，行知先生，我的先生和朋友，我一生的骄傲。
作者：吴晗 刊名：时代批评 出版日期：1947 卷号：第4卷 期号：第85期 页码：4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