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在英国伦敦举行。陶行知先生应邀岀席，报告经验总结情况。1936年9月，他又到比利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第一次大会,会议结束后，到欧美各国去宣传抗战，让世人了解中国。1938年6月15日，他由美国启程，经欧洲大陆、埃及、印度、新加坡回国。8月30日抵达香港。著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此次在香 港停留月余，10月初回国内参加第二次参政大会, 1939年1月初又再到港，直到1月30日才再离港到重庆参加第三次国民参政大会。他在香港短短的两个多月，活动范围很广，活动意义也很重大。主要从事抗故宣传，推行业余教育。
陶行知先生一到港,就对记者发表了他回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为了实现第一、第二件事，他在香港召开晓庄学校董会议。出席的校董有：张一鏖、许世英、李晋、何艾龄、杨德昭、 吴涵真、张宗麟（方与严代）、陶对庭（陶行知代）、陶行知等九人，由张一鏖任主席，方与严记录，即席通过筹 设“晓庄研究所”并订定章程；同时还议决创办育才学校及订出意见计划书，所以，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教育史有着特殊意义的“育才学校”，是在香港孕合出来的。关于第三件事，他更立刻付诸行动，住否港推行 了，这就是设立“中华业余学校”。
“中华业余学校”创设于1938年11月。董事长是陶行知，副董事长是黄泽南，校长是吴涵真，主任是方与严。校址在九龙山东街53号至59号的“中华儿童书院”2：所学校的教育精神是直接承受“晓庄”理想， 面对的却是香港这个工商业社会。他们认为：“本校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可说是师生共有的，推而广之，也可说是社会共有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创造，共同来做好。”又由于“我们不想把教育再关在少数知识 分子的小圈子里兜圈子，我们要把教育范围扩大。”所以除了设文艺、音乐、绘画科外,还设工商科。这是所夜校，设计上完全适合失学或失业而有意求长进的青年人。每三个月为一学期，每科授课时间共24小时。收费是每期港币5元，讲义不另收费。校方按学生程度分成甲、乙、丙三组，学生可自由选科。学习过程充分发展个人能力，也注重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
卢玮銮女士说:“有关该校工商科的情况资料不多，因此无从知道它是不是很配合香港社会需要；但文艺、音乐、绘画等科，则毫无疑问，有一定的影响和成果。”她是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说明文艺、音乐等科的成绩的:首先，看看讲师的阵容。第一期文艺科讲师是茅盾、林焕平、适夷。第二期的文艺科讲师有孙钿、黄绝、刘思慕、楼楼、蔡磊、方与严。音乐科有蔡自新。戏剧科有欧阳予倩、胡春冰。再看学生人数,第一期获结业证书的有200多人，第二期获结业证书的有 200多人.因为该校主张“生活即教育”，人生一天，即要受一天教育，永远不毕业,故不发毕业证书,只发结业证书，以适应社会需要。为了学和做要配合起来，他们在第一期中，已组成水准不低的“中华业余合唱团” 和“中华业余戏剧团”。1939年3月，还以“中华业余学 校校友会”名义出版会报《业余》。由于第一期招生反 应不错，第二期便计划在香港湾仔洛克道280号明德学校设立第一分校,并增设了英语科，1939年5月筹办了妇女义学，公开的图书馆也在力求扩展中。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精神，也充分在学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他们响应了“中国青年运动周”，举办夏令营为长洲渔民服务.参加救亡筹赈演出；文艺创作在《立报•言林》、《大公报•文艺》中刊出，更有学生回国参加抗日行列。在这所学校里， “青年的讲师倒也很得青年的爱戴和拥护。那种严肃、 活泼、亲爱的空气，就只有在青年群众中间才会有的。而青年文艺运动的干部也在这样的空气里面培养起。”
这所在短期内表现得有声有色的业余学校,陶行知先生是催生者。可惜当时的局势动荡，讲师流动性大。加上不久，吴涵真和方与严都相继离港，校务乏人主持，虽然校友会曾发起救校运动，但到1939年9 月，也无法支持下去，宣告停办了。仅管这所学校只办了几个月，在中国香港教育史上只如电光一闪，但仍不失一种光辉标志——陶行知教育理想的实现。
陈仁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一19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