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生首先发难，并随之普及到全国各地的“一二• 九”运动，标志着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的高 涨。
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 简称“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 简称“全救”）相继在上海成立。陶行知先生当时 在上海，他是“全救”的积极发起人和筹备者之一。“全救”会正式成立时，陶先生被选为常务委员。那年三月，我被北平学联派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曾在一些会议上多次遇见他。
一九三六年七、八月之间，陶先生就出国了。先是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然后去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
八月中旬，我受全国学联派遣（那时我是全国学联的宣传部长），从上海出发，去日内瓦，代表 全国学联和中国学生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 和陶先生等人会合。
该大会是以“国联同志会”的名义召开的，实为进步的青年组织（如共青团国际、世界学联等） 所推动和组织，目的是动员全世界青年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推动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参加该大会的中国代表，除陶先生和我是直接从中国去的以外，还有从英、法、瑞士等国去的中国留学生，如侯雨民、王礼锡（英）、陈柱天、王海镜（法）等。
其间，陶先生还曾去比利时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钱俊瑞同志从上海直接去布鲁塞尔参加了大会。
会后，我和从法国来的中国留学生一同去巴黎，陶先生和钱俊瑞等也去巴黎，我们又在那里会合。
钱俊瑞带来国内口信说，“全救”和全国学联决定派陶先生和我分别代表这两个组织，经过法、 英，到美国去向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
我们在法国大概呆了二十天左右。陶先生在中国留法学生、华侨、旅法参战华工和一些民主人士如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之——陈铭枢等人中作了不少工作，推动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于巴黎）。
那时，进步的世界学联的总部在巴黎。通过它，我们对一些法国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也作了一些宣传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离法去英国，先到伦敦。在英国停留了半个月光景，主要接触的是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接触过一些英国教育界的人士和英国学生。
十一月四日离英赴美，九日抵纽约。当时欢迎我们去的，主要是留美的中国学生和华侨中的爱国进步分子、党在纽约办的《先锋报》的人员、党领导的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等，及致公堂（是华侨中的社团，以讲义气和团结互助合作为宗旨，同情抗日）。一般华侨团体因国民党影响大，对我们的到来采取敷衍或冷淡态度。美国人欢迎和组织我们活动的，主要有美共领导的“中国人民之友社”，进步的青年组织如美国青年大会、美国学生联合会、 美国共青团，以及陶先生本人在美国的一些社会关系如老师、同学等。
但我们到美国不久，国内就发生了“七君子” 事件（即蒋介石把“全救”的以沈钧儒老先生为首的七位领导人逮捕入狱）。陶动员杜威博士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表示“严重关注”，这下激怒了蒋介石，就下令通缉陶行知。从那时起，“全救”和全国学联就被迫转入地下，陶和我暂时也就不能国了。从此，我们在华侨中进行活动也更困难了。幸而陶先生和致公堂的领袖司徒美堂等人的关系搞的很好，对他作了很多工作，从而在该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陶先生和我曾到过美国许多城市如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去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工作就比较好开展了。华侨中爱国热情高涨，到处都欢迎我们去演讲。陶先生演讲的特点是通俗、生动、幽默，伴以形象化的譬喻和大众化的诗句，妙趣横生，因此很受欢迎。记得有一次他在演讲中赞颂了上海抗战中一位姓胡名阿毛的司机，被迫为日军运送一车军火和日本兵，司机不惜牺牲自己，把卡车开入黄浦江中，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勇事迹，念了他作的一首诗， 其中有这么两句：“恭喜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既歌颂了英雄，又嘲笑了读书救国论者胡适，引起满堂笑声。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离开旧金山，不久赴欧，从此就没有和陶先生在一起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