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穷学生。
我在家乡（浙江临海）读书的时候，思想倾向革命，1926年参加共青团。“四•一二”事变后。在家乡被通缉,遂转学到上海。到了上海不久，又因参加上海三次暴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暴露了身份，又被开除了学籍。1928年秋季，我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晓庄，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陶行知先生高举着革命教育的旗帜，正在为中国农民问题摸索新路。我是一个地下团员，到晓庄不久，便知道学校当时已有地下党支部。由于当时党内领导中存在“左”的指导思想，晓庄地下党支部对陶先生的认识也受到了影响，总认为他的一切作法是“改良主义”的。陶先生对当时在校内的持各种政治主张的不同派别，主张兼容并包的方针。当国民党右派势力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他却有明显的倾向。例如，1929年的春天，在全校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会上，他发表了《定于一》的讲演，十分鲜明地提出只有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亲手制订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内的三民主义，中国才能得救。在陶先生这样领导下的晓庄学校，对我们地下 党、团的活动十分有利。因此，革命力量发展得 很快。到了 1930年春天，晓庄已有地下党团员约30人。地下党南京市委，曾多次对晓庄支部予以鼓励，并曾称赞晓庄支部为模范党支部，还曾受到陈云同志的表扬。这些，同陶先生对革命的态度及倾向是分不开的。
晓庄被蒋介石封闭以后,陶先生被通缉，亡命日本，旅返上海。每年3月15日为晓庄创校纪念日，他总要召集在上海的学生、同志开会纪念，座谈有关继续新教育的试验及有关革命问题。会后,常请大家到四马路一家徽州馆——老民乐园吃蝴蝶面（螺丝块）、徽州菜。事隔半个世纪了，如今思之，犹有余味。在座谈会上，同志们回顾了晓庄被封以及其他教训，对陶先生的“改良主义”的作法曾提出意见。我和王洞若（义田）同志提得较多。陶先生总是“从善如流”，认真考虑。因而他能跟随时代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陶先生的理解就与日俱增，同时也就对他十分尊敬。凡他所举办的事业，多依靠我们这些地下党的学生，我们则十分真诚地与陶先生亲密地合作。对我们这些地下党员学生，他是十分信任的，从而也就十分爱护我们。在我们遭到极大的危难时，他是千方百计，尽心竭力地营救我们。这儿让我说两个事实：
1932年6月，刘季平同志在上海第二次被捕。当他知道当日下午二时要开庭审讯，他以4小时的时间，竟然筹借到500元（银元）为他请到了律师出庭辩护，才幸免遭国民党反动派处决。后来。当他知道刘季平同志被转移到山东烟台监狱囚禁，他又继续设法营救。那时，伪山东省政府主席为韩复渠。韩原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陶先生亲自写了信，派我亲自到泰山冯将军的寓所面谒冯将军，请他设法营救刘季平同志出狱。记得那是1934年深秋时节,柿子正熟的时候。我由上海专程到了泰安，那时交通不便，我由泰安步行到了泰山冯玉祥将军的驻地。冯将军看了陶先生的亲笔信以后，表示十分关心，让我暂留下来,他找韩复渠想办法。冯将军和夫人李德全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我，照顾我。李德会同志带我游览了泰山风景，还特别带我参观了农家制作煎饼。煎饼是山东泰安地区的农家主食，是用柿子、高梁、小米、大豆等原料制成的簿饼，营养丰富，香脆可口，耐饥而便于存放。冯将军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煎饼的营养和制作方法。当我临回上海的时候，冯将军还特意把这本小册子及一包烘烤得十分香脆的煎饼带回上海送给陶先生。此后，冯将军尽了大力进行营救，虽然季平同志没有很快营救出来，但免却了蒋介石的狂杀。象陶先生这样关心一个两次被捕的学生，这样千方百计的营救季平同志的事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这岂能是一个所谓超然的“改良 主义”的教育家所能办到的吗？
再说陶老夫子营救我的事实。
1932年夏天，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没有适当的职业掩护，生活又相当困难，我求助于陶先生。陶先生毫不犹豫，欣然惠允设法。很快，他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社会交际的黄警顽先生的关系，介绍我到“上海一二八难民工厂”任教育科长，使我得到了一个合法身份进行革命工作的条件。出于爱国热忱，当时上海市各界募捐给难民的物资很多，许多爱国人士捐献十分踊跃。但是，许多物资都被厂方克扣，难民生活很苦。我在地下党沪西区委的领导下，一面在工厂办青工文化学习班，职工子弟学校，一面发动难民职工与厂方进行斗争，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发展了党、团力量。但此举引起了厂方的不满。他们向介绍人黄警顽先生提出要辞退我。当我离开难民工厂时，难民职工列队大放鞭炮欢送我，藉以表示对厂方的抗议。
当我把这一事件向陶先生汇报以后，他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还赞扬我，说我干得好，说我这是正义的行动，做人、处事就应该这样。职业没有了，合法身份丧失了，生活困难又来了，党组织所交给我的任务却日益加重。在这困难的时刻，又是我们的陶老夫子给我开辟了一条新路，让我在上海北新泾筹办一个工学团——晨更工学团。从制定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到人事安排，他都不管。要我负责好好筹备,和所约集的同志协商办理。其意是交由共产党领导，他大可放心。陶先生还对我说:“你们与山海工学团比赛,看谁办得好?”。这一来，陶先生又为我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大大有利于我们开展革命工作。这一来，我又有了公开的合法的身份了。我们又有了这个公开的合法的阵地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了，真是如鱼得水，我们的革命激情倍增。于是，“文总”领导下的各“联”都派人到晨更工学团进行工作。“剧联”的田汉同志派他的三弟田沅同志来了，周扬同志介绍“左联”的陈企霞同志来了，还有“社联”的。沪西区青年团也到我们的青年、小先生中发展了团员并建立了团支部。陶先生每个月都要到晨更工学团几次，指导我们工作，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鼓励我们做出成绩，以为中国的教育探出新路,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作出贡献。
上海晨更工学团，一度曾是“教联”常委的所在地。“教联”的负责人丁华和我们常在这里开会、碰头，工作开展得很活跃，联系的同志愈来愈多。但是由于“左”的思想之影响，在工作中警惕性不高，隐蔽工作做得不好，妨碍了在群众中积蓄力量，致使敌人开始监视我们，警察局的侦探不断找我们纠缠。在我预感到敌人要对我下手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决定让我离开晨更工学团，转移工作。于是，我又找陶先生，经陶先生的介绍，通过陈望道先生夫妇的关系，介绍我到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办的女工补习学校当教员。这一新的工作,使我能直接在课堂上,在家庭访问中与许多女工接触，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力量，这是我们革命者的理想工作。当时“教联”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女青年会6所女工学校派送了一批青年革命同志去当教员。如“剧联”的崔嵬、徐韬等同志到夜校辅导演戏；搞音乐的吕骥、孟波、麦新等同志来教女工歌唱各种革命的救亡歌曲，备受女工的欢迎。我们又从参加夜校学习进步的女工中，选择一部分初级教员，鼓勉他们利用工余时间,在车间传递字块进行识字教学;午休 时间办学习班，互教互学。陶先生对此非常重视，曾亲自到沪东纸烟三厂女工朱冰如（秉瑜）等人办的学习班去示范讲课，给他们送书本文具等，女工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后来，在1938年，陶先生接受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出访28个国家时在印度及其他地方讲演普及教育问题时，还常引用这些事实为例，获得了良好的反应。
1935年我在上海被捕后，就如同他关心刘季平同志那样,对我十分关心,他又千方百计地营救我。朱冰如同志在《行知研究》第五期所发表的《当徐一冰同志蒙难的时候》有了详细的记载，恕不赘述。但那篇文章所介绍的是我从上海转移到杭州后的情况。这儿我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当我被捕以后关到上海警察局拘留所时，陶先生就已派陆静霞（陆静山先生之胞妹，也是晓庄的同学）、陈露薇二同志去探望我，告诉我陶先生已活动潘
公展（伪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设法营救我。由于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内部倾轧日烈，陶先生的营救没有收到直接的效果。可是他那种爱护革命青年、大义凛然的四出奔走营救共产党人，关心中国革命事业的高风亮节，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的。1982年12月，陆定一同志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陶行知先生在1935年是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是有事实根据的。陆定一同志的原话是这样的：“……1935年，李竹声、盛忠亮叛变，上海党从中央到支部完全被破坏，上海有二、三年没有党的组织。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对革命是立了大功的”。
（见1982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周思来同志称陶先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陆定一同志称陶先生是“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在陶先生都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陶先生对革命青年的关心，对共产党人的爱护是一贯的。就我所知，1930年夏，晓庄被封以后，孙铭勋同志在大批同志被捕之后又被捕入狱。戴自俺同志从上海持陶先生的亲笔信赶到南京去找张治中将军（当时张将军任蒋介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由于陶先生与张治中将军私谊较深,经过张将军的努力，约一个月后，终于把孙铭勋同志营救出来了。还有原孩子剧团团长吴新稼同志也曾被捕，也曾得到陶先生的大力营救。
陶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训之一是：“爱满天下”。这是我们永矢弗忘的。然而，陶先生是“爱”什么人呢?他自己说过：“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全体。”他所爱的是象我们这样的革命青年、共产党人。换句话说，他爱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以他要尽量为中国革命保存力量。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危难的时候,他竟能这样千方百计地营救我们,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江苏、安徽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资料
（1983年，南京） 作者徐明清系晓庄师范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