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创作一部纪念陶行知先生的话剧，无疑是再现一个鲜活的、“万世师表”陶行知的最好选择。选择了艺术的手段，便不是“耳提面命”式的高台教化，而是着意于“春风化雨”式的唤起共鸣，特别是唤起青年学子的情感共鸣。“好看是硬道理”，由此，创作话剧《陶行知》的主要任务，即是在尊重真实历史的前提下，着力于如何塑造“陶行知”的艺术形象。
这是一出“人物”戏，校验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创作原则有四：需求产生动作；观点产生冲突；态度改变抉择；转化完成性格。在写作之前，更须对人物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就是：陶行知以赤子之忱所表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又使教育救国成为其时诸多知识分子的坚定选择，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构思起点
戏剧是一门“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的人学，它一定不能是传记。舞台剧的演出是有物理时长的，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要想塑造好陶行知的舞台形象，彰显其精神追求即成为本剧写作的重点。能不能做到情节引人入胜，情感动人心弦，情思发人深省，戏剧性事件的选取便成了本剧成败的关键。
陶行知以创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为起点，希冀通过改造教育以改造社会，从而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梦想。毋庸置疑，晓庄学校是陶行知亲手创造的“乐土”，他的家国情、教育梦生于斯，长于斯，而学校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人生毁灭给人看，“梦断晓庄”既是陶行知人生中的重大变故，也是他悲剧命运的开始。本剧即以陶行知晓庄办学至当局封校为事件线索，以其人生最后时刻仍旧对教育救国魂牵梦绕为书写重点，借用其被当局通缉时创作的小说《古庙敲钟录》，描摹他“爱满天下”的拳拳之心，“甘当骆驼”践行平民教育的伟大精神，“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高尚师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无怨无悔的生命历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陶行知游历欧美两年回国时，曾发表著名的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二是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三是创办难童学校。后两个愿望在他生前都实现了，而第一个愿望则是实现于2000年，由原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南京教育学院、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成南京晓庄学院。从这个角度看，创作话剧《陶行知》亦具有正剧色彩。
主要内容
全剧共13个段落。
首尾两段遥相呼应，也可以当作序幕和尾声。以“意识流”的手法叙述陶行知临终前对自己艰难一生的回顾，写他的三次“立遗嘱”，写他的“十烈士”学生，写他的爱人孩子，写他的思想变迁，写他的喜悦与痛苦，写他对中国教育的反思与殷切期望，写他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的深恶痛绝。
“插入”的11个段落，是陶行知对晓庄学校的“回望”。借用他的小说《古庙敲钟录》虚拟了中国千千万万个蒙昧的乡村，渐次引入角色。如走进晓庄的石俊、袁咨桐、郭凤韶，邀请先生走进乡村的钟儿、朱老太，更有奉命远征新安小学将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汪达之……这些正面人物都和陶行知一样，怀抱唤起民众、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忍受了清贫寒苦，却得到了贫民百姓箪食壶浆。负面人物的力量也足够强大，既有隐匿在学生中的“犹大”余仲篪，也有不出场但时时危害村名的土匪强盗，更有手握大权的首都卫戍司令古正伦……这一正一反构成的人物关系，注定陶行知自建校之始就面临着种种危机，经费捉襟见肘，匪患袭扰猖獗，当局清党剿共……这些危机反复推进，终至以人民的名义反人民的当局出手封校，爱国进步学生被枪杀，陶行知被通缉而逃亡。
还是那轮明月，遍地洒满月光，陶行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对那个黑暗统治戕伐教育的控诉：我虽在这暗夜中死去，但拂晓到来时就将复活，一如东流的江水，一如沉舟侧畔的千帆……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朝阳——刺目的审判。
创作方法
本剧台词力避说教，力求生动活泼；场景着力将再现与表现结合，写实与写意结合；事件寻求历史纪实与艺术诗化结合，哲理化与情感化表达结合。深度着笔于写人，深入开掘人物的情感世界、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深化全剧主旨。
剧作意图突破传统写实话剧，探索现代戏剧样式，舞台时空设置自由灵活富于变化，希冀充分使用戏剧综合手段，使演出更加富于当代性。
价值意义
陶行知先生把困苦的生活活出了诗意，在薄情的世界里活出了深情，他的一生，浓缩了中华民族为梦想奋斗的伟大精神和民族之魂，也彰显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情怀。创作话剧《陶行知》，就是以戏剧的方式追忆陶行知“捧着一棵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人格和生命追求，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当下意义，可以激励今人，昭示后人，引发人们对历史，对当下现实，对未来进行多方位的深层思考。
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源于我们今日的贫乏，贫则思辨，贫则向往。正如前人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