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四日，我们在胜利饭店度过最愉快的晚上。前几日曾约过，如果我决定随衡老赴南京，至少再见一次面。十四日下午四点，通过一次电话,我告诉他，我已决定赴南京,并且可能回“老家”去。
“哪一个老家，仍回去做官去? ”陶行知先生在电话中开玩笑。
“还不能确定去哪一个老家，”我接着说道，“你现在有时间没有？我想马上来看你。”
“要六点以后，我现在正在写诗，你六点钟来，我就不出门了。”
六点一刻我到了 “胜利”这家原来卖饭票的小饭馆，现在生意是显得冷落,这正是晚餐的时候，下面客座,大半还是空着，上得二楼更使我吃惊，一个客人也没有。原来陶先生就坐那张餐厅的大桌上写诗,似乎还未终稿，我悄悄的没有惊动他，远远的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打开晚报来看，茶房以为我是来吃饭的,殷勤送上茶来，并问我吃什么，这一下，把陶先生惊动了，回过 头来，见了我,马上站起来：
“嘻嘻!好了好了!”随手把诗稿并一篇短文交给我看，是一篇救灾反内战诗,并跋文，明天一家报上就要登出的。
“想不到你又要远离这里，是真的么?”他一边引我到他卧室，一边说。
陶先生到上海已经一月多，还未找到自己的住宅,胜利饭店是一个安徽人开的，老板是有些文化气味的人，和陶先生是熟人，就留陶先生在这里住。好在店里生意清淡，陶先生又素不讲客气的，因此宾主甚洽,陶先生工作的地方是一 日数迁，有了客人，他又另搬一个房间，只在三楼上有一间小小卧室是固定的。陶先生说起这主人的故事来,常常笑得格格的，又是同情，又带歉意，因为主人好客，所以这饭店就招来了许多不速之客，有的白天来写文章，主人还要供给茶水、电扇，有的客人还叫饭叫菜，但只记一个帐就走了。陶先生是深知主人的艰难的，他说，“我哪一天不出门，就希望多搬几次，越搬得多，就越高兴。”这一天，大概是生意最清淡的， 陶先生在走上卧室的走道上，连连叹气。三楼的天气，非常闷热，打开房门,只见房内乱糟糟的， 地板上、床上、桌上一堆堆的是书报杂志、衣服， 室内无回旋余地，树琴女士移开一张靠椅上的书，要我坐下，陶先生取了两把蒲扇来,递一把给我,同时打开电灯，挥汗坐下。
“这里很热，没有电扇，但说话清静些。”树琴女士冲了一杯牛奶端上来。
“你忙！我只想谈二十分钟就走。”
“还有约会?”
“没有!”
“没有就多坐一会，你真的要离开上海，那就有很多事须谈一谈。“
两个青年走进房来，是取文章和诗的。不久，小桃回来了，又是几位小学教师来了，我们谈话被间断，但一般要谈的事,大概也谈完了。树琴女士叫吃饭，我是吃过晚饭的，我就告辞， 陶先生和小桃坚决不肯放，说：吃过饭正好长谈,小桃更想我谈些边区情形给他听，我只得留下，在他们到二楼去吃饭中，我就翻读陶先生最近写的许多诗稿，一面读,一个人在发笑，有时竟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陶先生走回房中，使我吃了一惊，他笑嘻嘻的问我。
“你的诗使我发笑。“
“嘻嘻!笑是代表健康!很多朋友整天是板着面孔，笑的机会太少了。我这里生活虽苦，可是时时有笑声。”我们随便就扯到诗上，他问我 对这些诗有什么意见，却未等我的回答就先告 诉我，有一个人告诉他，最近他的诗是“骂得别人笑”，他很高兴这一个评论。
这一愉快的夜谈从小桃引开了，小桃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大半是关于边区教育及生活教育社同仁的，我不能不满足他，把边区的情况简单的谈了一些，其中特别谈到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到农村去的许多故事,以及按民众自愿和需要办事等等原则，小桃和树琴女士都听得入神,陶先生只是在微笑,挥着蒲扇。其中，我偶然也停下来，征求陶先生的意见，起先，他总是催我说下去，不断的在点头，忽然他把我的话截断了。
“我告诉你，到农村去的方法,我是学得谁的。你说的到农村去有三关，我都经验过，其中第二关，就是和农民生活习惯打成一片,我是学 张譽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陶先生这番话， 不免惊奇,我道：
“你是指张南通!”
“哼!就是他，他曾告诉我，要替农民做事， 第一就得和农民打成一片，不然，农民就怕你， 什么真心话也不同你说，他建设南通的初期，自己就常在农民家中来来去去，吃农民一样的东西，说一样的话，农民并不怕他,他也的确懂得农民的生活不少，自然，他是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官，他不过有些模仿彼得大帝,不能像 你们那样彻底,但他对我的生活，影响不浅,我 搞生活教育,他就是我第一个先生。”接着他又说：
“我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 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 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 到，动手最重要！”他大挥蒲扇站起来了，举着双手一笑道：“这个东西创造出一切。”
“要向一切人学习，向敌人学习。”他继续说。这又使我记起他在不几日前,与一个青年集会中，他在我说话后讲的一段话来：
“到上海后，我住的地方，常有特务来吃饭，他们并不认识我，有时他们还把我当作茶房,讲话毫无顾忌，我听了他们谈话，很有兴趣, 有些话，也可引起我的思想，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活的知识。”这一番话也给我深刻的印象。
对于‘群众自愿和需要出发办事’这一原则，他有最生动的意见，他曾经对我说过：“你们这句话归纳得很好,你们会提口号，也会总结经验。”这晚，他生动的告诉我，他这一个多月 来怎样“按自愿需要，可能办事”的，他特别加重“自愿需要，可能”六字的语气，引得我们都大笑。
以下陶先生滔滔说着：
“你记得,四月底在重庆,我来上海的计划是办育才大学、社会大学,恢复晓庄和工学团等等，并且都有计划，我不是还在常委会报告过么?到了上海一看，计划中有的‘可能’很少，也有许多新的‘可能’需要‘比想象中’大' （语气加重），怎么办呢?”
“先说,育才搬家，在上海找不到那样大的房子,并且上海物价比四川差不多高一倍，在四川每月四五百万，这里要七八百万协不通，并 找到一位朋友，愿意捐一块地皮给我，在太湖边，我想，这可以试试看，太湖边，搭几十间茅屋,建一个礼堂,花钱不会多。那里粮食比上海便宜些，吃鱼可以不花钱，自己动手就是,可以 自己种蔬菜。那里，风景好，清静，我想另外筑几间平民洋房，经常招待文化人，欢迎他们半年来休养一月，不花钱，可以在那里写文章，但他们附带向学生讲几堂课，就算交换条件。这来, 各教授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一片笑声）
“但这种‘可能’今日还没有。”
“我看到一种计划中没有的‘可能’：这里也有个私立育才中学，还有几个也像育才学校的学校，他们的理想都很好，有的，其中还有生活教育社社员，我们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帮助他们不就更好么?也不要我筹经费，聘教员。于 是我就决定育才不必搬到上海来，不办一个育才，要办许多育才。”
“其次,谈到社会大学,我的计划是要在全国办成四百万学生的一个真的大学，各地设分校，现在上海却连办一个重庆那样的分校都不 ‘可能’，这是政治的原因。人家怕你办，不借房 子给我们,还有其他的麻烦。我到上海不到一个星期,我看到另一种'可能’来,首先是看到社会的需要，青年求知的迫切。上海职工店员学生 都比重庆活跃，集中办，没有房子，如果分开来办就有'可能’，打出社会大学招牌来,会有麻烦,不可能，不打招牌，采取演讲、座谈、读书会等等形式就有'可能’，并且文化人一天天向上海飞来，这些文化人来了,又一定找不到好的住所，多半挤在朋友家里，挥着蒲扇叫苦,一时还不能动笔写文章，这也要替他们想一个办法才好。有了，介绍他到各角落去演讲，不是比闷在朋友家中强多了么:教师有了，学生遍地皆是， 小型讲演地方是容易找到的，只缺一个东西，就是要有人和各民众团体、个人联系，和这些文化 人联系,把这些关系联起来，真正的社会大学就大开门了，我于是做了这荐头行。生活教育社同仁负起了这复杂的组织工作，近来是一天天搞开了，上月一月零三天，我演讲八十次。这一个月，因为文化人来多了，我就逐渐的不必出马 了。”
“此外，上海工学团，原来的房子不存在 了。但那里农民社友还健在，现在就由他们恢复起来”
“晓庄研究所由此地社员恢复了。”
“生活教育社社员，已新增千，到今年底 可增到千。”
“生活教育的方法已在很多学校实行,或 正在送进各学校中去。现在不是要新办学校，是送先生去，送办法去。
“民主教育这刊物，已决定不迁沪。这里有 《教师生活》是社员们办的，还有其他教育刊物，也是帮助它、加强它,不必另办，以免分散了力量。”
“嘻嘻!这样并不需要我花多少钱。我这一个多月并未闲着，现在请你来下结论，这也可算 ‘按群众自愿需要可能办事’吗？ ”
“嘻嘻!这是穷办法。但穷不是没有办法， 最怕穷而想不出办法。中国普及教育就只能这样办法,不然,除开你们那里，都会落空”。
我笑道：“你这番话倒是执行我们那个原则最典型的范例”。
“在你们那里怕会受奖罢!”
大家都笑了。
陶先生却变得更严肃起来，话题又扯到 《民主教育》内容。这是我在重庆和他及公朴、 铭勋诸先生谈过多次的，因为，我们都是多年的 老友，所以在我到重庆不久，当他们征求我对 《民主教育》的意见时,我就不客气提到:这刊 物最大的缺点是触及当前全国教育的中心问题 太少，对反动教育少批评，对大、中、小学教育当 前存在的黑暗少暴露，因此，没有吸引更广大的 教育工作者参加讨论，只限于我们社友这小圈子内。同时，我也曾提到，我个人对学术（指教育）的态度：目前不忙于下结论，马上弄什么理论体系之类，“因为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史 还缺乏研究,还是搜集材料研究的阶段,应该有人来做这工作，但不要性急，马上就想搞出一个理论系统来，譬如，在我们那边，虽有不少新的 东西,但我们仅把它作为一种实验，并不敢说， 我们就真的有套新东西了。“
“我完全同意”，陶先生说：“刊物内容我极端重视你的意见,我还要写信到重庆去。至于在这里出版的东西，我可照你说的办，对生活教育，我不反对有人作理论研究,发挥它，但决不应看作完成的东西,我一生只想多作些事,现在 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一本书， 就是连短文章，也没有时间多写，所以除演讲外,就做诗。说话不要准备，做诗则更经济,至于对学术采取一种严肃的态度，那是更应该的，我常说，还是多做些事 ，如果不幸你死得早 ，只要你真的有些思想，会有后人替你理出来 ，那些事 ，让 ‘痴子 ’去搞罢了”(陶先生这句话 ，是强调实践，完全没有看不起理论工作的意思 )。 因为时间已不早了，陶先生把话转到我身上来。
“回去也好 ，还是搞教育罢!把它搞通 ，你那里有条件可 以造就一些真正的人才”。他不知不觉的现出了一点惜别之情，问我如果回去，打算如何走法?我告诉他，那完全不能定 ，我个人是想到苏北经过山东等地再回去 ，跑他半年，沿途可以多看一些东西”。“现在怕不能让你这样悠闲，不过 ，好罢! 如果能这样跑倒很好，那么，你到各地都可以碰到生活教育社的人，就把这两三个月来，你所知道我的一切告诉他们罢!连今晚上所谈的，都很重要，我不写信了。今天解放区内，我们有的是工作条件，并且现在的工作已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我看，最重要的就是你说的，不搞教条， 我一生就是反对教条，因此，什么地方都能工作，随时都找工作的机会，要有根据地 (指教育园地 )，重视创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出到店门，他怕我一个人走环龙路太冷清，一定要我向东走霞飞路转回寓所。这一切犹如昨日事，人事变化如此莫测，而这一夜竞成了我和先生最后的一别，这是怎能想到的事 。我在六月二十日由京飞平，二十一日即到了家 ，没有机会转苏北、山东，我把 当夜的谈话及先生的嘱托记出来，以告我生活教育社诸友罢!
一 九四六年八月三日于延安
(载1946年《解放日报》)
